互联网汪洋里的2780万人,想被听见

导语:那些时刻被特殊对待或者特殊照顾的,最大的愿望却只是想“被当作普通人”。

互联网汪洋里的2780万人,想被听见

“他是聋哑人,连呼救都没办法。”

5月22日,经常参加各种马拉松比赛的残运会冠军黄关军,倒在了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路上,没再醒来。

他的朋友们得知他遇难后非常悲痛,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的这句话,让更多友在为此次21人丧生事件愤怒和震惊之余,感到心痛。

跑在前六名里的一个幸存者回忆,他在最后一次摔倒后用保温毯裹住了自己,并且拿起GPS发出了SOS后,就失去了知觉,最后是被一位放羊大叔扛回了窑洞,生火取暖救活的。(据说放羊大叔救了6个人)

另有一些幸存者称,在发现连续两个打卡点都已无人驻守时,曾拨打过救援电话但是无人接听,最后打通了组委会被通知已经取消比赛赶紧返回。

不知道黄关军在最后一刻尝试过哪些呼救方法新闻上看,大批救援部队到达时间,已经是他们倒下的几个小时后。主办方被指各方面应急和保障措施严重不足,而如何保障听障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及时联系和救援,除了残运会,或许越野马拉松这类比赛更没有细致考虑过。

生活中,能深切体会到“联系不便”的,全国还有2780万听障人和1730万视障人。

这些时刻被特殊对待或者特殊照顾的人,最大的愿望却只是想“被当作普通人”。

01 艰难但持续的改变

45岁的王丽刚刚在朋友圈发了9张图,她和好朋友俩人组织了一趟四十多个人参团的4日国内游,虽然很累,但也很开心,很久没这么痛快地玩和“说话”了。

她指的说话,是这四十多人面对面的手语对话,在吃饭、景途中摘掉口罩,配合彼此唇语的快速手语,更让她感到了久违的亲切。

看到她的朋友圈后,不少朋友来问她,是怎么联系租车公司旅游地点的,她说,其实是好朋友妹妹帮助联系的,因为这么多人组团旅游,确认司机、订票、住宿等,必然有一些环节是需要“打电话说才能办妥的”。

当然,在很多旅行团找景区导游沿路讲解的时候,她和朋友们是查看着手机搜索到的一些游记知识,互相发了一些链接,边看边玩的。

而且出发前她其实也有点忐忑。两年前,她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出门时,一直到登机口都很顺利,但看手机的期间抬起头,发现登机口很多人走了,拿着手机快速打字一问,才知道是广播里临时通知这趟飞机换了登机口,但她是听不到的。匆匆跟着人群走到了新的登机口,又和工作人员确认了一遍,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
这样的“意外”,在她和朋友们的生活里比比皆是。

其实,到底如何解决听障人和正常人,以及听障人彼此之间的及时沟通,从电话发明者贝尔一直到如今各类APP开发者,都没中断过。

上世纪80中国进入寻呼机时代时,借助传呼机上狭小的显示屏,王丽收到过很多由寻呼台发来的文字消息,但大多都是父母或者朋友发来的“通知型”消息,比如“8点前回家”等,因为她只能收消息,不借助别人的话没法回消息。

她也听说过美国的TTY服务,聋哑人使用外接键盘输入文字并发给“711”后,服务人员会将文字转换成为语音再传达给通话对象,反之,服务人员也会将对方发出的语音转换成文字发送给聋哑人。

据称,美国的911必须能够处理TTY呼叫,保障听障人士情急情况下拥有和其它人一样的求救权利,且经济困难的听障人可以免费申领带TTY功能的电话。2018年时一份统计数据显示,美国全国一年的711话务量达到数千万通。同时在其他一席发达国家,类似的服务也成为法定的365×24免费电话服务。

她一直想,要是国内也有这样的服务就好了。2005年广州残联开设过一个类似的“聋人电信固定电话中转平台”,但国内大部分地区,并没有普及。

2006年南京残联推出了一款专门为聋人开发的“无障碍信息电话机”,不改变号码,在电话机最下方多加一块区域,上面有一块小屏幕以及几个按键,使其具有收发短信的功能。

2007上海联通还开通了一条“10013聋哑人短信服务热线”,为持证聋哑人提供息无障碍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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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最终还是手机短信以及QQ软件微信APP的陆续出现,让中国聋哑人的通讯方式出现了一次重大迭代。

尤其进入4G时代,听障人群对于视频通话的粘性更高,因为一对一一对多打手语交流,每天视频通话使用时长远远超过普通人。

但不能在黑暗里用,普通人在黑暗里不耽误发微信,而他们打手语需要光线才能让对方看见。也不能在无法搁置手机的地方用,因为手语需要放下手机用两只手来“说话”。

以至于一些人还练就了一个新技巧:在不得已的时候,一只手举着手机,另一只手打手语,配上唇语,手机另一头的人连蒙带懂地能理解个七七八八。

02 像普通人一样

近两年,各类应用的开发企业,开始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听障人、视障人的移动互联需求。例如实时手语翻译、语音实时转文字、面对面翻译、视频通话可显示实时字幕等。

尤其是引入机器和AI来识别手语也成为趋势,一类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手套、手环或指环等可穿戴设备,聋哑人打手语时,传感器可以采集手势运动的三维数据并传送至计算机进行分析解码,输出为文字;还有一类是“基于视觉的手语识别技术”,计算机通过识别肤色、运动、手形等特征识别视频中的手语,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,输出语义。

但这些“手语翻译”在那位因掌握了普通话手语又自学了不少方言手语,帮助无数聋哑人维权而“被动出名”的“网红”律师唐帅里,还有着相当多的硬伤。

一是因为两千多万听障人的手语,简直千差万别。唐律师父母是聋哑人,从法律专业毕业后就在十多年里帮助聋哑人法律维权,微信上两个5000人的群都加满了,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,几乎90%的聋哑人手语都是在沿袭的当地“方言手语”,法庭上,特殊教育学院请来的口语翻译,面对方言手语往往也是连蒙带猜,翻译律师和法官的话给聋哑人时,聋哑人也无法完全明白。甚至一些聋哑被告人,因为自辩时手语被误解,被错判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二是很多正常人会忽略的唇语,对听障人交流却有着无比的重要性。

对这个,王丽也感到很多无奈。

近一年半的疫情时间里,王丽每次出门都觉得比以往更难,因为人人都戴着口罩,以往即便听不见普通人说什么,但买东西、买票、问路等简单交流时,通过读唇语,她也能大致明白对方意思。一个口罩,几乎让她在与正常人交流时失去了大部分判断能力。

此前她看到影视作品里,演绎聋哑人角色的演员,面无表情或者闭着嘴微笑着打手语时,就淡淡地苦笑过编剧对聋哑人的误解。

她和她的朋友们在快速手语沟通中,不仅会配合唇语,甚至时常会发出不小的声音,这也是家人提醒她手语聊天时“小点声”时的原因。因为很多听障人听力损失,但声带是好的,并非发不出声音,甚至有人经过强化培训,听不见却能“说得出”,尽管说的不完美至少可以让普通人听懂意思。

当然那只是极少数人。

这次旅游结束后,王丽和朋友们还在微信群里以及群体视频聊天里,高兴地回顾着旅途中的种种。她也感谢那些特别关照她和朋友们的企业、店家。

不过每每被问及有什么特殊需求时,她还是想说,最想“被当作普通人”,更自然地被对待。

“有时候我们点外卖,备注上写了听障人。但快递员来时会敲门,过一会儿会发信息给我让我开门。也听说有聋哑人快递员,送到了东西发信息让人开门取,但有人却投诉他们打电话不接。”

“那你们去聋哑朋友家里,也是发消息代替敲门吗?”我用文字问。

“不是,我们会拉门旁边的灯绳,屋子里有彩灯,一拉就亮了,就知道有人来。”

一个令人恍然大悟的小办法,背后却是一条信息沟通鸿沟。

好在,这条鸿沟正在越变越浅。

 

大叔变少女,全球都在流行一种“滤镜病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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